什么是格律？格律就是创作韵文必须依照的一种格式和韵律。格律是人定的，也是约定俗成的。就拿格律诗的格律来说，它是自唐代以来由诗人们不断创造而逐步形成的。所谓定型，也只是相对而言：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“定型”，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“定型”。任何事物都不断发展变化，永恒不变的东西是不存在的。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了古风式七律《滕王阁》：“滕王高阁临江渚，佩玉鸣鸾罢歌舞。画栋朝飞南浦云，珠帘暮卷西山雨。闲云潭影日悠悠，物换星移几度秋。阁中帝子今何在？槛外长江空自流。”后来，高适、王维等诗人纷纷效仿这一模式。崔颢的古风式七律《黄鹤楼》：“昔 人 已 乘 黄 鹤 去， 此 地 空 余 黄 鹤 楼。 黄 鹤 一 去 不 复 返， 白 云 千 载 空 悠 悠。 晴 川 历 历 汉 阳 树， 芳 草 萋 萋 鹦 鹉 洲。 日 暮 乡 关 何 处 是， 烟 波 江 上 使 人 愁！”连李白都倍加推崇：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”在今天的人看来，这些所谓格律诗，都是不合格的。什么是“合格”？只要被多数人所认可接受的，就是合理合法的。所谓标准也是有时段性的，就拿人们的着装为例，有段时期，人们把“中山装”视为标准装，甚至被认为是中国的“国装”；而今天，人们又把“西装”视为标准装了。如果我们用一种固定的模式去套不同时期的所有东西，那是不合情、不合理、不科学的。

 另一个问题是，对已经形成的格律，我们能不能破格？或者说能否在某一点上作某种程度的破格？有人说不行，有人说可以。声律大家王力先生则说：“任何规则都有它的灵活性，诗词的格律也不能是例外。处处拘泥格律，反而损害了诗的意境，同时也降低了艺术。（见《诗词格律》）。就拿声调的平仄格式来说，王力先生曾经举例指出：杜甫的七律《白帝》开头两句；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中的“成吉思汗”、《念奴娇·昆仑》中的“一截遗欧，一截赠美，一截还东国”，都是破了格的，但破得合理，破得好。具体内容，同志们可参阅《诗词格律》一书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现在要再说的，就连毛泽东所赞许的“善七律”的叶剑英，他的诗也有不少地方破了平仄格式的，如《登祝融峰》中的“听涛起雄心”之“雄心”；《回梅县探老家》中的“人生百岁半九十”之“九”字。因为“雄心”是体现诗意的最恰当词语，所以就不必计较它的平仄了。“人生百岁半九十”，诗人作此诗时，正是八九十岁高龄，此一诗句是切情切景的；同时，这又是从“行百里者半九十”成语借鉴引申来的，且借鉴引申得好。当然，“我们不能让思想内容去迁就格律”（王力先生语）。

 有人说，你所举的都是名家的例子，名家怎能和我们相提并论呢？这种说法是无理的、可笑的。难道名家就可以随意破格吗？不，这些名家并非“随意破格”，而是有原则、有规矩的！

 关于诗韵，首先我们必须弄清用韵的目的和意义。诗韵是构成诗词格律的一部分，它从诗的美学出发，根据语音的类别而规定下来的。押了韵的诗，吟诵起来朗朗上口，音韵悠扬，悦耳动听；这就增强了诗词的音乐美。然而，我们至今所沿用的“平水韵”也好，“佩文韵”也罢，都是根据前人的各种韵谱再综合编撰成的；而前人的韵谱又是依据古代当时的语音而编定的。由于语言的语音不断发生变化，依据古代语音编定的韵字，在发音方面与今天的语音就有所差别，有一部分甚至相差甚远。用古音韵押韵的诗，不少部分诵读起来就非常“拗口”（与其他韵字的音不谐和），这就失去了用韵的目的和意义。因此，诗界就有不少人提倡使用邻韵（邻近音的韵字可通用）。王力先生也提出写律诗可用邻韵的主张：“只要朗诵起来谐和，都是可以的”（同上）。实际上，有不少诗人就是这样做了，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去苛责他们。

 不久前，有志改革诗词之士编撰了《中华新韵》、《中华今韵》等韵谱；中华诗词学会也提出可以同时推行新旧两种韵谱。这是大好事，大功德！

 岭南诗社社长张汉青同志曾不止一次地谈到：“前提当然是要讲格律······但我们又不必死守格律。”“我们要讲格律，又不能太过拘泥于格律和古音韵，文字应尽可能流畅为好。”（分别见于1999年9月10日“岭南诗社社长会议”和2003年10月10日“岭南诗社第四次分社社长会议暨第七次中青年诗词创作经验交流会”）难道他是无的放矢吗？不是的。我想，他是鉴于当前诗词界存在“形式”和“教条”的现象而提出来的中肯之言，值得我们深思！